從瑞士公民身上看到瑞士直接民主強、值得學習的地方
執行直接民主的選務時，認真到一板一眼
對共識的重視及對多數的尊重
政府可以對公投議題表達立場並透過說明爭取民眾的認同
民眾對公投活動的自信與成熟。「成敗與輸贏」都沒什麼好計較以及「我不同意你也沒什麼關係」的民風，讓不同意見的辯論與表述不會流於惡言相向，社會在大選期間仍能保持冷靜。
我隨機採訪一位投票的公民。他對於議案審議期間是該多長多久，並不在意。這點最令我吃驚。對他們來說，有足夠的審議期間當然是好的，但他表示，對自己感興趣、在乎的議題，一兩週內就可以消化完兩造立場，並產生自己的定見。
瑞士直接民主值得繼續觀察的面向
瑞士官方及民間對「共識」一詞作何理解？除了投票結果等於形式上的共識之外，政治人物、媒體、公民如何理解這個概念？所謂「投票結果」這種共識是否真的能被民眾心悅誠服地接受？
民眾在審議期間是否真的接受到正確的資訊和基礎知識？即使是第三天民主研究中心的法學教授也不見得知道，或是有興趣知道自己國家的核廢料送往何國何地處理。對瑞士人來說，有多少人真的具備完整的資訊處理能力？這有待我們更深入的去研究政府發給公民的公投手冊。
公投之外，政治力的介入及作用為何？例如中央給設有核電廠的地方補助以影響民意，這個現象當地民眾是否就甘願如此善了？
瑞士的公民創制是否有「小題大作」的現象？而未受青睞的提案，其倡議團體又如何為此表態，媒體又如何報導。還是選完投完就不再聞問？
瑞士公民都熱愛政治？投票率低落難道不會影響政府施政正當性的缺乏？
台灣民主相對之下強的地方
對投票安全的顧慮，使台灣在選務改革上尚稱穩健。
美式的民主政黨運作漸成形。政黨的活力足以帶動議題審議與議題推動，似乎較直接民主較為有效率。
民眾的審議能力其實很強，主流平面媒體的審議能力深度也夠。雖然錯誤的消息散播快，正確的消息也不慢，因此若社會恢復求真的氣氛，台灣民主社會的活力仍獨樹一格。
政黨對民意的回應十分積極，吸納民意的速度不慢。即使直接民主尚末入憲，但依著「公民優先」的原則來強化政黨（責任）政治、代議制度，台灣仍大有機會走出自己的路。
台灣的社群媒體超級發達，整個公民社會正在經歷（甚至已經走過）瑞士正要面臨的各種社群媒體帶來的衝擊。若台灣公民社會能在社群媒體資訊過載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路、甚至能產生優質的政策，那麼台灣的經驗及解方將會成為未來其他民主社會（包含瑞士）可以參考的座標。
台灣民主相對之下可能較弱的地方
年輕的公民還未學會審議議案，或產生公共服務熱忱，就受到許多「政治黑暗」刻板印象的衝擊和洗腦。公民教育未能結合代議制度，造成公民對參與政治的冷感，乃至看輕對自己公民權價值。
政治學門及政治學者尚未在「有系統認識並革新自己國家的民主」這事上集結出共識，產生合力，結合立法單位及民間力量帶領出「讓我們為自己民主的深度產生光榮感」正向氣氛。
政黨競爭的結果，辯論往往流於二分法。民眾習以政黨角度來理解議題，再受到向因生計而向政黨立場靠壟的媒體影響，容易以對抗的觀點來理解議題，造成過多不需經過審議就可以產生定見的「資訊捷徑」。
對自己的國家發展及民主變遷欠缺歷史感。瑞士公民對於直接民主得來不易一事，在歷史教育下有一定的光榮感。但台灣對於過往的民主論述，多強調黨外運動爭取民主一段，而較易忽略了整體絡龍中跌跌撞撞的細節。
政黨與公投議題之間尚未取得平衡。在瑞士，政黨及政治人物會因為公投議題而向中間或務實立場靠攏，因此政治人物的偏激語言較少，會自我收歛；在台灣則尚未看到這樣的公民力量。
台灣從學界、政界到民眾對於「打造自己的台灣民主模式」尚未出現熱情，能量也未見集結。
民間機構像是TODO.a協會（以及大學）可以著力的地方
持續推動符合台灣民情的公民審議模式（iconcern & ivoter）
記錄並帶動媒體關注公民創制複決公投過程中的成敗經驗
推動與鼓勵台灣的法政學界用更歷史、敘事的角度，推動台灣民主歷史記憶的重建及紮根
協助民間（尤其是年輕學子）褪去政黨意識型態對公共政策論述的牽絆
推動不在籍投票及跨國制度比較
推動現有投票程序的革新
用多元的方式刺激民眾思考公共議題並有創意地呈現民眾審議的結果
帶動直接民主與代議制度之間的對話與省思
推動e-society （含internet-voting, e-democracy, direct democracy）的學術、政界的國內及國際對話平台（如與城市結合協辦民主論壇，或與大學結合辦理學術會議等）。2018年9月14-15日中山政研所於西子灣舉辦的大會照片：
Esoceity2018@NSYSU
向政府、媒體與民間團隊募款成立獎學金或專案研究資助，長期穩定地向社會發佈台灣民主體檢報告書。
邀請如Claude Longchamp一般專業且有熱情的人士共組論壇，將珍貴的對話及研究成果轉譯為深度報導，向社會發表之外並追求與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實質對話。
這次考察，我覺得最重點是看到瑞士如何透過制度建立民眾對公投（直接民主）的信心。當然，文化與制度不是說移植就有作用，但仍有一些是台灣可以考慮效法的。短期的做法是要求每個提案單位將「為什麼這麼問」的原委說明清楚，並由政府發行公投說明書（紙本及線上的公投公報）。無論民眾有沒有看完，這個符號性的動作有助於幫助民眾看重公投這件事、感受到政府對公投議題的看重、以及對提案者施壓，負起提案者的
公民責任
。中期則是順著這個「引導公民看重公投議題」的方向，建立規範（或修法），讓這樣的要求透過代議程序被強化。畢竟我們目前是代議為主的民主。立法單位依理念，讓公投法更完善的動作，可視為我國正式向民眾召告：國家將正式邁向代議民主兼容直接民主之路。公投的工程自此開始將會從「把過程做對」進階到「把公投結果落實」。長期的任務是：我國的代議士如何更高瞻且負責任地看待直接民主。我覺得這是我們民主深化必經且必要走完的路。公投對瑞士來說的是個由下而上、而且對官方有約束性的政治工程。我們雖無法一步到位，但若立法機構由中央開始有心將公投入憲，或至少對於「政府必須執行公投結果」一事作出規範，那我相信台灣的公投將會得到全世界的讚賞。屆時我們公民文化將會邁入另一個境界。
以通訊投票一事來當作例子來談談個人的觀點：一如evoting，辦不辦通訊投票或不在籍投票，都得看施行的目的為何。台灣的確會因為中國的關係，不希望內政被影響。持平而說，這恐懼感的出現是合理的。因為推動evoting也會怕被駭客影響。瑞士一年半前暫停了evoting，意思就是，如果目的是為了內政上的安全，不推通訊投票也是ok的。但瑞士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寧可把這個害怕放到桌上來談。這個層次就更高了。換言之，他們不怕犯錯，不怕用直接民主進行髮夾彎式的政策轉變。這種「直接民主可以犯錯但即使犯錯也要審議」的信心是目前我們還追不上的。因此，瑞士對我們的啟示在於1、我們得認識台灣目前並沒有以公投啟動通訊投票的準備，以及用公投也不見得帶給通訊投票更多正當性的事實；2、若政府不辦通訊投票主因就是擔心害怕台商票親中而影響國家政策，那就要有勇氣說出來並且接受公民（及政黨）的挑戰及審議；3、對瑞士來說，要不要推動通訊投票，答案就是由公民社會給出，而投票之後這個答案就要被尊重與執行；對還沒有這個直接民主機制（見上一段）的台灣來說，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就是要進行更多政黨之間的辯論。我期待未來所有的政策辯論，出發點不再是為了對抗，而是為了讓台灣社會更有教養、更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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